在世界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全球发展报告2024》为制定政策贡献了宝贵力量，为决策制定者提供了智慧启迪，彰显了全球化与可持续发展进程里中国的“求同存异”哲学思维。世界局势风云变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面对全球正在经历的巨大挑战，该报告中的中国方案，为实现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明了一条道路，为形成当今国际合作范式提供了重要参考，特别是为涵盖广大人口的全球南方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双刃剑”是去监管化的“自由市场”的本质。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比其他任何西方学者都更深入地探讨了资本主义的辩证性质。他们客观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积极和消极方面。两位大师的哲学思想与中国古代盛行的“阴阳学说”高度契合——后者自周朝以来一直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哲学。如今，在中国“求同存异”的战略选择中，斯密和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可以在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相互理解、沟通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
要理解世界历史，就必须理解和尊重商业历史。自中国的商周时期、西方的古巴比伦和古希腊时期以来，经济和文化的进步一直与商业竞争和市场经济密切相关。通过跨国合作来创新性地解决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不仅有利于中西方企业实现互利共赢，而且为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在《宣言》中，卡尔·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马克思文集》第二卷）其中的关键一环是，市场竞争的积极力量需要被引导到为人类共同利益服务的方向上来。
在长达2000年的“水力时代”（hydraulic era），中国一直处于创新前沿。中国对水资源的创新运用包括：农业灌溉和排水，水路运输，利用水力能量实现从高炉到纺织机械等多种工业功能，等等。中国一系列的创造发明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西方。众所周知，西方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短暂时期恰逢化石燃料时代，其关键创新是蒸汽机和内燃机。然而，这一时代即将结束。因为中国正站在电气化、绿色能源和信息技术新时代的尖端。必须重视的是，中国和西方在这一新时代的关系将决定全人类的未来。
过去40年来，西方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逐渐式微。显而易见的是，非西方世界在全球产出中的份额稳步增长，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在其改革开放时期的高速发展。从经济体量来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80年，七国集团（G7）经济体创造了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1%，美国创造了21%，而中国仅占2%；如今，七国集团占30%，美国占16%，而中国创造了19%。由此，西方占全球主导地位时代的结束，在西方世界引发了深层的心理迷失，这种严重迷失已经转化为对中国的敌意。
美国主导了一场不断升级的对华“新冷战”。从历史来看，西方在化石燃料时代的全球霸权以“零和思维”为核心。这种思维源于欧洲内部长期斗争的历史，并向外投射为西方的对外暴力殖民统治。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主导的“新冷战”试图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并采取强硬政策试图阻碍中国的技术进步。2022年，北约的“新战略概念”（New Strategic Concept）宣称，中国对北约成员国构成“战略威胁”（strategic threat）。在国际社会，如果两个实体中的一方试图损害另一方的发展并将其视为战略对手，那么双方就很难进行合作。事实上，“零和思维”哲学的“战略”与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礼记·中庸》30.3）——截然相反。
人类生活在共同的地球家园，如今全人类已进入多重危机困境：物种灭绝、全球变暖、大气污染、不平等、流行性疾病、抗生素耐药性、金融体系不稳定和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的挑战。就此而言，美国主导的对华“新冷战”与其此前对苏联的冷战在背景上有根本性差异。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危险局势正与人类生存面临的威胁交织。美国主导的对华“新冷战”分散了全球社会的精力，使世界各经济体都无法集中力量合作应对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挑战。
中国哲学认为，祸福相依，危中有机，危机孕育机遇。黑格尔也曾说，密涅瓦的猫头鹰（the Owl of Minerva）只在黄昏时分展翅飞翔。当今，面对日益加剧的多重危机，中国长期以来的正和思维（positive sum thinking）传统能够帮助西方从零和博弈（zero-sum game）转向合作共赢，米乐体育官方网站以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面对美国主导的西方挑衅攻击，中国遵循了孔子所建议的做法——没有采取“以德报怨”，也从未“以怨报怨”，而是选择了“以直报怨”（《论语·宪问》14.34）。因此，美国主导的对华挑衅攻击未能奏效。
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智慧是基于“求同存异”（《荀子·修身》）的哲学。“仁”是中国政治哲学的核心。同样，亚当·斯密秉持类似的哲学思维，即，其与孔子的格言“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如出一辙，不谋而合。斯密认为：“贤明有德的人随时都不会反对他自己的私人利益被牺牲掉，以成全他自己所属的那一个阶级或团体的公共利益。他也随时都不会反对，此一阶级或团体的利益被牺牲掉，以成全它在其中不过是一个次要部分的那个国家或主权国的更大利益。所以，他同样也不会反对，所有那些比较次要的利益被牺牲掉，让全世界获得更大的利益，亦即，成全那个包含一切有感觉与有理性的生命，并且由神亲自管理与指挥的伟大社会的利益。”（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1761），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漫长道路才刚刚开始。这需要对全球政治经济形势进行全面综合审视，冷静合理预判，然后妥善制定政策，以服务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以“天下为公”的哲学思想为指导。这一哲学思想不仅有助于建立全人类利益共享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能在全球范围内建设生态文明，以修复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巨大破坏。
《中国发展报告2024》全面审视了中国迈向高质量现代化的进程。该报告深刻阐释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在新兴产业、低碳技术和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等方面的可喜成就，有助于国际读者进一步了解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内涵。本文将中国在世界创新中不断变化的历史角色作为背景，来探讨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
在英国工业革命前20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水利文明”在利用水资源支持农业、交通和工业生产的技术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市场竞争为主导的“无形之手”（invisible hand）与以道德为指导的国家行为的“有形之手”（visible hand）相结合，推动中国实现了持续的创新和技术进步。到欧洲中世纪时，中国的技术水平已经远远领先于欧洲。彼时，中国的技术通过丝绸之路沿线的贸易传入西方，为文艺复兴后欧洲的技术进步作出了根本性的贡献。这些创新包括：航海罗盘、水密船舱、尾舵方法、造纸术、印刷术、瓷器、高炉、运河闸门、火药、金属管状武器、双动活塞以及从旋转运动到直线运动的动力传输机制等，这些技术为蒸汽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正所谓“没有一个人是‘蒸汽机之父’；也没有一个文明单独孕育了它。”历史再一次证明，中国的技术为1500年至1700年间欧洲的军事革命——源于欧洲国家之间的激烈冲突——奠定了基础。而这种技术革命使欧洲征服了非西方世界，这为英国工业革命提供了引擎。
18世纪末，英国发明了蒸汽机，开启了一个以化石燃料燃烧为基础的全球创新的时代。从18世纪末到21世纪初，创新世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私有化的普及、关税壁垒的降低、资本流动限制的解除以及前计划经济体融入全球经济，化石燃料时代达到了顶峰。随着全球产出的大幅增长，全球工业集中度几乎在每个领域都显著提高。到21世纪初，在高附加值、高技术和强势品牌的全球市场中，少数几家巨头企业，即“系统集成商”（systems integrators）占据了整个全球市场的一半以上。大型商用飞机和内燃机汽车是该时代的典型产品。结果之一是，系统集成商企业能够支付巨额订单，对供应链施加了巨大压力，迫使其投资于技术进步。由此，米乐体育官方网站价值链各环节的产业集中度迅速提高。价值链的组织由系统集成商企业进行规划和协调。这构成了一种“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的新形式。因而，企业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不清。
在化石燃料时代，系统集成商企业构建了横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商业体系。到2021年，其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42万亿美元，其中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占据总量的五分之四以上。2022年，全球前2500家企业（G2500）在研发上的支出达到1.25万亿欧元。除中国外，G2500企业中仅有34家企业来自中低收入经济体，且前500强企业中没有一家来自这些经济体。从数据来看，前500强企业占据了总研发支出的80%。换句话说，全球化和创新时代的绝大多数技术进步主要由来自高收入经济体的500家企业所推动。企业研发支出的高度集中，反映了马克思“资本集中规律”（Law of Concentration of Capital）的不可阻挡之逻辑。
在全球化40多年的时间里，激烈的寡头竞争锤炼出前所未有的技术进步，为全球大多数人带来了巨大利益。然而，全球化时代也引发了共同的生存挑战：物种灭绝、环境污染、收入分化严重、财富和生活机会分配不公、抗生素耐药性、商业权力集中以及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引导全球创新“航船”的罗盘需要改变方向——由政府监管这只“有形的手”加以指引，以实现全人类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生存挑战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在化石燃料时代正在走向终结的当代，新时代创新与其核心技术的突破紧密相关，包括但不限于可持续能源、电气化和信息技术等。《中国发展报告2024》强调了这些技术在中国发展模式中的核心作用。
中国通过国家创新体系展示了其追求长期目标的强大能力，该体系整合了整个经济结构，包括金融行业、中央企业、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和科研机构，以追求经济发展的共同目标。在这一目标的引领下，中国实现了国民产出的超常规快速增长，并成为“世界工厂”。1970年至2022年间，中国制造业产值的全球占比从4%上升到31%。2011年至2022年间，中国在G2500企业研发支出中所占的份额从3.8%加速增至17.8%。到2022年，中国有679家企业进入G2500企业榜单，而美国有827家，欧盟有367家，日本有229家，印度有22家。此外，中国在电气化和能源转型相关的核心技术方面正在超越西方，包括可再生能源发电、能源传输、高速铁路、城市公共交通、电动汽车、电池和电信设备等领域。
《中国发展报告2024》强调了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在中国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包括人工智能日益增长的贡献。ICT产业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创新体系中最重要的领域。数据显示，2022年，ICT行业（硬件加软件）占G2500企业总研发支出的44%。目前，美国企业仍在ICT业务中占据主导地位，占G2500企业ICT硬件研发支出的42%，占ICT企业软件和服务研发支出的70%。同时，中国的ICT产业也取得了显著进展。比如，到2022年，中国在G2500企业ICT硬件研发支出中的份额达到21%，而欧盟的占比为11%，日本为7%；中国在G2500企业ICT软件和服务研发支出中的份额达到15%，而欧盟为7%，日本为4%。可以看出，中国企业正稳步向ICT价值链上游迈进，它们不仅为中国，而且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发展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米乐体育官方网站
在世界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全球发展报告2024》为人类可持续发展道路指明了一种方向，为目前如何更好地进行国际合作提供了重要参考，尤其为全球南方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选项。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风云变幻的今天，《中国发展报告2024》全面阐发了中国迈向高质量现代化道路的进程，讲述了中国故事，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两本报告，为概括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成绩、困境和出路，为归纳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就和挑战，提供了定期的、系统的阶段性总结，是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里程碑式出版物。
（彼得·诺兰（Peter Nolan）为英国剑桥大学中国发展讲席荣休教授、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创始主任；郑皓文、郭丹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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